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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 五年 吴英—关于吴英案四个问题的思考

http://www.coachstoresonline.com 2012-05-08 20:13:50 来源:时评界 评论查看
五人,五年,吴英——关于吴英案四个问题的思考文/惊蛰 再过十几天的5月20号,就是吴英31岁的生日。从2007年26岁时被捕,吴英已经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涯。这期间发生的风云激荡,甚至比她亿万富豪的当年

五人,五年,吴英

——关于吴英案四个问题的思考

文/惊蛰

    再过十几天的5月20号,就是吴英31岁的生日。从2007年26岁时被捕,吴英已经度过了五年的铁窗生涯。这期间发生的风云激荡,甚至比她亿万富豪的当年风光更加引人注目。上至总理,下至升斗小民,无不密切关注着,她的生与死。不过别忘了,在吴英之前,浙江已经有五人因为同样的罪名——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
  就在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一、二审法院定性准确,但同时也未首肯量刑——死刑。也就是说,仍然认定了集资诈骗,但罪不至死——据说是因为有立功表现。
  吴英案,几乎是中国当代光怪陆离现实的集大成者。历史终将证明,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亲爱的伟大的祖国,出过这样一个比小说还要传奇的故事。与之相较,什么明宫四大奇案,什么杨乃武与小白菜,都是浮云。
 
 

草根想致富有什么错吗?

 
  吴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草根。生长于浙江东阳一个极普通的家庭。穷人孩子早当家,中专毕业就到社会上闯荡。与丈夫一起,从做美容美体起家,弄过足浴、汽车租赁、韩版服装,涉足娱乐城。在笔者看来,这些领域,多是“社会环境比较复杂”的,甚至让人产生暧昧的联想。但,正是这些行业,为她积累了第一桶金。
  草根想致富,不像官二、富二那样,有大笔的社会资源可资利用,想要发展,无非三条:有头脑,肯吃苦,能找钱。吴英一开始的生意还是顺风顺水的,因为她有头脑,在与生意伙伴接触时,能敏锐地捕捉商机,并立即付诸行动。“当别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做的时候,她已经在数钱了”。能吃苦,“有时一天能从东阳往返广州两趟”。生意就在苦心经营中越做越红火。在某些人看来,她的商业嗅觉简直可怕。她到大西北做过化工项目,什么挣钱做什么。2000年,她进入房市,在全国多地炒住宅与商铺。而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起飞的时间节点,是此后的2003年甚至更晚。2004年,她居然从服务商贸业,跨入期货市场,期铜的暴涨,有文章说也让她获利匪浅。
  吴英为人豪爽,有钱也会与朋友一起赚,不吃独食。这一点,是做大生意者的必备素质。
  然而,当生意扩大到一定规模时,制约她的因素,就是资金问题。作为一个非常敏锐的商人,她能及时发现商机,但她不能左右资金。她能迅即做出决策,但她不能做好管理。用当地一位老商人的话说,根基尚浅,玩大了,就玩不转了。
  钱在哪里?
  吴英的梦想,是每一个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国人的梦想。发家致富,人人都想。哪个不愿锦衣玉食,谁人不想金玉满堂?在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大背景下,有钱似乎成了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千里当官只为财,做生意求发财,找个好工作也是为了多挣钱,除了钱,我们还剩下什么追求?吴英梦断,其实是草根偶像的轰然倒下,进而引发舆情汹汹,关注不断。
 
 

二、民企融资为什么这般艰难?

 
  吴英需要钱,她就得想办法去找钱。找钱肯定首选是银行,因为利息低,融资成本也就低。不过中国的银行,有钱的集中在四大国有商行,牛逼得紧,放贷审核严格手续繁琐还要抵押。即使是什么手续都完备,人家也不一定贷给你。因为贷给你风险大,收益却不大于贷给其他国企。央行一再提高准备金率收缩银根,更是加剧了货币供应紧张的局面。可是做生意,等不起啊,等一等,商业机会就没了。
  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想歪办法。比如,行贿。事实上,吴英案中,有不少银行业人士牵涉其间,除国有银行外,其他商业银行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吴行贿的对象。当然,比这个更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银行工作人员放高利贷。办法无非就是把钱通过正常渠道从银行里贷出去,放到投资公司里。你想贷可以,我给你介绍一个投资公司先。当然,这个公司要么是银行内部人开的,要么是与其有万千瓜葛的。
  有专家说,这是金融体制造成的。国家对金融管得死,国有银行对信贷资金投放非常挑剔(当然也有长官意志影响信贷资金投放的情况),民间融资渠道过窄需求量又过大。于是乎,民企融资有时就被迫转向:哪怕是饮鸩止渴,也要借高利贷谋求绝处逢生!
  吴英就是这样走上这条不归路的。
  事实上,民间资本,有复杂的情况。最常见的,是百姓手里的闲钱,特别是无处可投的闲钱。为什么无处可投?古人说,三类产品投资可保值增值。即是房子、黄金和粮食。投资房产,占压资金量大且周转不易;投资黄金,局势不明价格变化也较大;投资粮食,咳咳,忒占地方,一般家庭弄不了这个。当然,现在投资途径多了,你要不怕赔钱,也可以考虑中国股市。
  手里闲钱无处投,存到银行里哗哗地贬值,谁也心疼。既然民间有吸储放高利贷的,能以钱生钱,那就不妨弄一家伙。这玩艺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红楼梦里的凤姐,不就是靠包揽诉讼兼营投资公司,让私房钱保值增值的么。高利贷,这一古老的行业,在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应运而生,大放光彩。老百姓手里有钱,放放高利贷,涉嫌违法,尚不至于犯罪。要是放高利贷就定性为犯罪,监狱里今天恐怕已经人满为患了。国家有规定,凡是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即可定性为高利贷。放高利贷如何处理?国家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反正说了,这个算违法,违法所得不受法律保护。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于民资高利贷,也以“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为由坐视其发展。不出事就阿弥陀佛,出一起非法集资案子,就处理一起好了。高利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大家防范,仅此而已。
  另一种放高利贷的,就值得警惕了。那就是官员把黑钱用于放高利贷。一些投资公司与官员互相勾结,吸收官员贿金,等于变相行贿官员;官员则充当这些投资公司的保护伞,有事帮忙摆平。当然,这种事也有失手的,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况且,投资公司如果经营不善,首先得考虑把有权有势的人的钱还了,不然他们的日子肯定没法过。从吴英案子里可以看到,有官员黑金的影子,但这些资金极为隐秘,官员一般不会亲自出马,倒是一些金融掮客出没其间,充当中间人,万一出了事,官员自然会丢卒保帅,不认账拉倒。比如本案中的林卫平等人,是职业掮客,掌握上亿的资本,不少就是官员的资本。官员如果清廉无比,一介不取,何来如此庞大的资金?
  民间资本寻求保值增值,民企融资面临万般难题。二者的结合点,成全了高利贷。这,也许就是投资公司遍地开花的根本原因。问题是,做实业,一年的投资回报率,能达到20%的已经属于暴利,它们如何承担月息三分甚至更多的融资成本呢?答案就是:承担不了。于是,做实业的越来越少,炒钱的倒越来越多。新形势下什么最值钱?钱最值钱。大家都去炒钱,钱就被越炒越高,虚火上升,如同击鼓传花一样,看最后砸到谁手里,资金泡沫就破了。
  金融体制改革推进艰难,利益格局难以打破;通涨压力下,民间资本寻求突破,游资到处寻找保值增值的可能;官员黑金与融资为名放高利贷为实的投资公司沆瀣一气联手炒作加剧民间融资难度……种种社会问题的叠加,让很多民企选择了高利贷这一条极为艰难的路。撑过去,坚持住,等待转机,成王败寇。出人头地、富贵险中求的强烈愿望与赌一把的侥幸心理,造就了堪称疯狂的高息借贷。有人说,高利贷是寄生在实体经济身上的一颗毒瘤。我们应当反思一下,谁种下了它?谁让它疯狂分裂,不停地长大?
 

三,想做点事业,为什么那么难?
 

 
  吴英是个人才,这个毋庸置疑。她是想做出一番事业的。为什么,一个草根,想做点事业那么难?
  我们不由不审视我们所在的这个大环境。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办企业的,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前置行政许可。说得直白些,就是卡子。这些卡子,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形式都是五花八门的,国家法律也好,部门的规章制度,红头文件也行,都能约束行为人。按说,法无禁止即不为违法,这个是法律界的通识。不过,法大不如权大,县官不如现管,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即令是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有的立法时间已经久远,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做企业的,在很多时候,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是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最可怕的,还不是前置许可。当企业囿于现实,不得不打擦边球甚至铤而行险时,接踵而来的,是更致命的一击:查处。查处都是有章可依的,搬出律条来办就是了。看上去无懈可击,也很中规中矩。就如查腐败问题一样,到了一定级别的干部,查查看,不敢说百分之百有问题,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点没问题?根据公开披露的资料,任何一个出问题的企业,内部账目都是比较混乱的,二套账甚至三套账四套账都有。吴英非常典型,她的账目简直可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几个会计师事务所都查不清。企业为什么设立多套账目?说白了无非为了偷税漏税罢了。说好听点,叫避税。为什么一个企业,要甘冒大险,其当家人甚至冒着身陷囹圄的危险,也要干这种违法的事呢?除了企业逐利的本性,难道不值得反思么?税赋是不是畸重了?是不是有重复征收的成分?是不是非税负担同样也很重?
  人是会随着环境变化的。当一个大环境不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时,当企业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来谋求利益时,企业主不可能坐以待毙,就只能选择向现实妥协。潜规则因此得以大行其道,请客送礼甚至更直接的贿赂手段,他们都会选择。笔者无意为这样的企业主申辩,因为这本身是非正义的、违法的甚至涉嫌犯罪。但我们同样要反思这些体制性的问题:部门法条、规章制度,谁来制定、怎么制定才能使社会各方利益博弈得到一种均衡?谁来约束、怎么约束执法者?西方哲人说过,坏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更糟糕。法律不因制定者身份特殊、位高权重而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恰恰相反,当法律沦为部门利益的保护者,沦为特殊利益2017最新注册送金娱乐网的守护神,草根百姓受约束者就会沦入无底深渊,只有不断地被剥夺,而发不出哪怕一点点的属于自己的声音。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草根百姓不能发声,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境遇。正如火山下的岩浆,当它不喷薄而出的时候,谁能见证它的威力与光芒?
  吴英错了,她不该走那种非常规的发展之路,通过行贿等非法手段让官员和银行家为她大开方便之门。她不知道,当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人不会慷慨相助,而会伸出手推她一把——把她推向更深的泥潭。她更不会知道,当她身陷牢狱以为通过举报贪官污吏、银行蛀虫就会立功受奖求免一死的时候,会有十多个官员联合上书要求判她死刑——立即执行最好——如此则可心安矣。香魂一缕散,诸公弹冠庆。死无对证,能奈我何?
 

四,谁来裁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罪与非罪,是要由法官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在一定的范围内综合考虑判决的事实依据、法定依据、判例示范性、领导满意程度、群众接受程度,等等等等,来依法作出的定性判断。对于法官来说,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任何一个行当,都有不为人知的秘辛,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辣辛酸。不信你随便找一个群体问问,活在当下,容易不容易?正如一百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一百个人会给你一百个答案。但笔者相信,回答容易的,要么安贫乐道,要么智商情商上存在一定瑕疵。
  吴英案的判决难在哪里?难就难在,让大家都满意,着实是太难太难了。杀她可以,反正前面已经杀了五个了,也不多这一个。不杀也可以,非刑事犯罪不判死刑,已经成为国内法律界的通识,国际法律界的惯例。
  谁最恨吴英?按照排名先后,因她而落马的贪官和银行家首当其冲。其次是那些吴英的直接债权人——放钱给她的人。再次是那些间接债权人——把钱交给放高利贷者的那些或明或暗的有钱人。吴英旗下的员工,对她的感情大约是复杂的。这些人加起来,放到东阳全县乃至丽水全市乃至浙江一省,可谓九牛一毛。换句话说,汹汹舆论中,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就是说,从社会效果上来评判,杀吴英,也许能让一小撮人感觉解气,但对于多数人来说,也许大家更多的是惋惜——谁能不承认,这个26岁就成了亿万富婆的小女子,端的是个人物呢?以她的才干,如果稳扎稳打,弄个东阳首富也不是不可能。做个红顶商人,官商通吃,也是可以预见。偏偏心太急又太大,才会罔视商家正常的发展之道,急功冒进,饮鸩止渴,终至拆了东墙补西墙,直到东墙西墙一起塌。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对于法官来说,判死还是放生,同样是个问题。判死,她生得平凡,死动天下——能惊动温总理引发金融改革温州试水,是何等影响?判生,如果定性为集资诈骗,额度又如此巨大,这个不死,以后怎么判?
  如吴英的辩护律师所说,应当判她无非。有罪无罪,就看如何定性,关键是:吴是民间借贷,还是集资诈骗?律师有五点意见:无主观故意、非以欺骗手段获取资金、债权人是特定人群(放贷者)而非社会公众(不特定人群)、是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放贷人已经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定有罪。笔者无意从法理上条分缕析,站在没有基本法律常识的大众立场上,律师的意见可取之处甚多。除了有没有主观故意不好说,是否以欺骗手段获取资金、是否单位行为有待法官认定以外,单说两条即无可辩驳。第一,吴英的债权人,大头是职业放贷人,还有小部分是亲朋好友。这些人,是明知高息放贷给别人既违法又有相当大的风险的,就应当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包括血本无归的可能,愿赌服输。其二,放贷人即吴英的主要债权人,已经因为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获刑。我们要面临一个悖论:吴英坑的是一群职业寄生虫,如果她因此被认定有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职业寄生虫的非法行径与权益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吴英的律师无疑是精明的。抛出五个辩护理由,即使法官采纳其中的一到两个,吴英纵使不能被判无罪,至少可以免除一死。而吴英更是在漫长的五年等待中,坦承自己可以认领一个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尽管她也许是不情愿的。不过,早点判了,只要罪不至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笔者也信,以她的聪明与精明,出来以后混几年,出人头地未必,混碗饭吃一点问题都没有。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若能吸取教训,以她的才智,东山再起亦未可知。留吴英一条命在,最大的意义或许也在这里。
  吴英的父亲也是精明而伟大的。为了孩子这条命,炒作这个案子,使有司不敢草率为之。
  最高法肯定了一审二审法院的定性——集资诈骗,却否了死刑判决。笔者斗胆揣测,其原因就是考虑了社会效果。吴英有罪,但民愤不大。如果她是有心骗人,骗的全是有钱有权有心投机的一小撮人;如果她是无意骗人,以为自己可以靠借高利贷挺过这一关,那更是无可厚非。
  最高法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吴英,而是如何定性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乃至集资诈骗的边界。集资诈骗,源于庞氏骗局,是面向不特定群体,以高息为饵,拆东墙补西墙,最后一跑了之的一种老套犯罪手段。与此相较,吴英案确实存在巨大差异。此案何去何从,关系重大,社会影响复杂。最高法迟疑难决,或许一要揣摩上意,二要体谅民意,既不得枉法,又不得拂了众意激起众怒。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成者为王传诸青史,败者为寇万年遗臭。古已有之,今其为甚。能不慎乎?
  综观吴英一案,触及民众最敏感的神经,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愤慨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思索者有之。
  王侯将相非有种,江湖草莽出英雄。吴英定性为集资诈骗又可不死,前面五人可称冤狱。吴英不定性为集资诈骗,即有两种结局:第一是定性为民间借贷,吴无罪开释。请问,谁该为那些被拍卖掉的财产赎身?谁能赔偿吴英因入狱而造成的巨大损失?第二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期上限为十年。如果改判,一二审法院颜面何存?
  吴英案,说不尽。舆论之所以同情吴英,无非基于两点:第一,如果说她行骗,她骗的不是穷人,而是非富即贵者,所以她不够“可恨”。第二,如果她并非行骗,其处境之难,同样让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做事难,做大事更难。
  而高层对吴英案的关注,无疑是吴英免死的最重砝码。这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展开讨论了。


  作者:惊蛰
 

责任编辑: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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